是人性的凱旋 不是報復的歡愉

轉載:《北京青年報》2022年01月21日B6版,鄧佳。



蘇州交響樂團受“相約北京”奧林匹克文化節暨第22屆“相約北京”國際藝術節邀請,于1月9日晚在北京音樂廳演出了肖斯塔科維奇的兩部作品——E小調第十交響曲(1953)與電影《牛虻》組曲(1955)。作為曾經常駐蘇州的蘇交資深樂迷,當蘇州交響樂團專場音樂會《無限·肖斯塔科維奇》的開場曲由大提琴低緩奏出的一刻,我瞬間感知到那個熟悉又溫暖的聲音回來了,而蘇交這次帶來的并非吳儂軟語,而是肖斯塔科維奇的黃鐘大呂。在這個北國的靜謐冬夜,陳燮陽先生與來自20個國家和地區的70多位優秀樂手組成的“交響黑馬”,探索肖斯塔科維奇音樂中的深刻與無限。

柏林愛樂樂團曾因演出肖氏的作品而備受好評,圣彼得堡愛樂樂團也因首演了肖氏15部交響曲中的6部而聞名于世,其中就包括第十交響曲。卡拉揚、捷米爾卡諾夫這些創造力非凡的指揮家,將肖氏的作品一次又一次地進行個性化的詮釋。此次的第十交響曲是陳燮陽先生于1985年3月10日進行中國首演及1999年與上海交響樂團在北京音樂廳合作后的再度執棒,在熟悉的場所演奏相同的曲目,謳歌和平與熱情,可謂秋枯春榮;而另一組電影配樂《牛虻》組曲則是蘇交在北京的首次演繹。

蘇交在曲目選擇方面充分展現了肖氏的雙重專長:交響曲與電影配樂,這兩大音樂體裁的創作數量之多、質量之優,足以證明肖氏風格之多樣化:譏諷、甜美、咆哮、激情,以及他那近乎零血色的蒼勁感與疾馳風格,總是在安靜時刻令人沉思,激情時刻又猶如山洪暴發。許多評論者認為第十交響曲是肖氏風格逐漸走向自我內省,用音樂表達長久壓抑后懲罰、報復以及強迫的歡愉。但他本人卻說:“我想要表現的是現代人類愛好和平、反對戰爭的態度,因為人類在世上的使命是創造而不是破壞……表現出人類普遍的情感與熱情。”

盡管肖氏說出了心向往之,但當年蘇聯社會各界仍舊對第十交響曲的意義莫衷一是,曾從不同面向解讀它。陳燮陽先生以強烈的個人風格尖銳地切入人心深處,仿佛想要讓聽眾感受到的是在殘暴的戰爭下,人類關于愛與熱情的熱切渴求,而不是報復或強迫的歡愉。就像執掌16年莫斯科愛樂樂團的指揮大師基里爾·康德拉辛一樣,陳燮陽先生的個人歷程,也能夠賦予他所詮釋的俄國作品更多的說服力與權威感。

第十交響曲是肖氏在擱筆交響樂創作八年之久后的作品。降E大調第九交響曲(1945)曾因不符合政府對于標題聲樂調性作品的喜好而被打壓,肖氏一度心灰意冷而暫停創作。陳燮陽先生以他平穩克制的指揮風格開場,他表情凝重地撥動手腕,示意大提琴手模仿鐘聲從輕到重進行六個和弦的緊張拉弦。“鐘敲了十三下”,這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情節不僅出現在奧威爾小說《一九八四》的開篇,也存在于第十交響曲的第二樂章,同時這也是本曲的主題動機。

伏爾科夫在《見證:肖斯塔科維奇回憶錄》中提到,肖氏曾說第十交響曲第二樂章頑強、無情,像一股險惡的旋風,是描繪“慈父”的音樂畫像。或許在陳燮陽先生的演繹中,聽眾聽到的更多是通過肖氏典型的滾動式音型表現出的戰爭的狂暴與冷酷,似乎幾分鐘內就能襲走一切。后經過弦樂與管樂的循環交替,使用定音鼓打出以其姓名的拼音縮寫作為主題動機的DSCH音型,光輝地結束了全曲。戰爭者倒下,和平來臨,肖斯塔科維奇簽上了自己的名字,這是一個勝利的時刻。正如陳燮陽自己所說,“第十交響曲是‘人性在人間的凱旋’,它是我的摯愛。”這與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及其“先苦后甘”的理念相同,又因如此,有人稱肖斯塔科維奇為“20世紀的貝多芬”。

此前指揮家對于這個章節的音樂速度有不同的演繹,相較于左爾格·索爾蒂過于陰郁的較慢速與邁克爾·桑德林急掣的偏快速,陳燮陽先生在此處的速度處理可說是滿而不溢,恰如其分。室內樂的氣質在第三樂章得到彰顯,尤其是木管與弦樂輪轉的流暢度與聲響間色彩的對比。

在下半場的電影《牛虻》組曲中,肖氏展現出與柴可夫斯基一般的旋律天分,蘇交的樂手們將全篇中勵志的、歡慶的、可愛的、舞蹈性的、浪漫的以及戰爭性的主題大書特書。陳燮陽先生用手指快速輕點,輕快的動作與樂隊的表現相映成趣,薩克斯風、長號、大提琴、小提琴都獨奏一出,層次鮮明。

返場加演的肖氏膾炙人口的第二爵士組曲中的第二圓舞曲,雖然短小,但用薩克斯風引出主題,沒有切分音型,不和諧的和弦也極少,顯得旋律感十足。另外,全曲在配器上極具特色,增加四把薩克斯風為主奏,呼應《牛虻》中的薩克斯風元素,其展現出的溫暖的金屬音質,可謂驚艷。

純器樂曲本身便是最抽象的藝術表達,它的意義由得人們去肆意解讀。肖氏的作品又因其深沉的音樂語言、特殊的年代背景及他本人從不分辯的性格,使得音樂的意義更加多義,如同無際無邊的深淵。如果想要試圖找到心之所屬的語義,或許只能是:聆聽。而陳燮陽先生與蘇交對于肖氏作品多元性內涵的把握與高水平演繹,也給予了聽眾多一條路徑去尋找答案。